在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地区的人口规模和农牧业的规模往往是相互关联的。在自然选择的条件下，区域内的人口越多则表明该区域内的农牧业产出也相应的较为充足，足以支撑相应规模的人口生产生存。许多农业开发类的研究也正是从该角度来论证农业开发的成效。人口问题也是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唐代的人口问题极其错综复杂。学界对整个唐代地区人口的复原已经是很详细了，但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所用典籍数量有限且记载的户数遗漏、讹误较多。另一方面则是唐代的户口统计和籍帐制度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加上敦煌吐鲁番籍帐类文书的记载较为零碎，导致学界在解读的过程中见解较多。
版籍所载的户口考订
我国古代的户籍与赋税制度源远流长，多数流传下来的户口统计或户籍制度都是以便于征收赋税为主要目的。到了唐代，籍账制度大致为以乡为单位，由县到州每年造记账，三年造户籍。这种以户籍、手实为主体的籍账制度产生的根本目的是国家需要将赋役具体落实到户口之上。
一、贞观年间户口数据
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基层行政区划单位是密不可分的。从《旧唐书》所留下的记载来看，唐代的户籍制度真正得以实施可以看作是在贞观年间。“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悉令并省”气绪论中已经提到，旧志中所提及的户口数为贞观十三年（年）的数据，其中关于陇右地区的记载分为陇右道和河西道两部分。总的来看，旧志中记载的关内道地区包括雍、岐、华、同、坊、丹、豳、泾、陇、宁、原、庆、部、延、绥、银、夏、灵、盐等州和安北都护府。陇右道和河西道地区包括秦、成、渭、都、兰、河、武、沸、岷，廓、叠、宕、凉、甘、肃、瓜、伊、沙、西、庭等州。现将《旧唐书地理志》中所载西北地区诸州的户数列岀如下。
没有列入西州、会州、宥州、胜州、丰州、麟州等州府的户口数据，原因如下。西州是贞观十四年（年）侯君集灭高昌之后所设置的，而《旧唐书》中所记载“旧领”数据是贞观十三年（年）已经没有争议，因此不录。会州是高祖武德二年（年）讨平李轨时所置的西会州，但在贞观六年（年）的时候，太宗废西会州而置环州，随后的贞观九年（年），又废环州，“县属灵州”，直到肃宗乾元元年（年）才复为会州。
因此旧志记载的会州“旧领”户口数应该不是贞观之时的户数，不录。与会州类似，丰州是贞观四年（年）所置，贞观十一年废，“地入灵州”，在废之前，“不领县，唯领蕃户”气因此也不录。盐州在高祖武德元年（年）的时候，领五原、兴宁两县。其后将兴宁并入五原县，太宗贞观元年（年）“废盐州五原入灵州悔，随后改为灵州都督府。换言之，会州、丰州、盐州地域范围内的贞观户口数应该是包含在灵州之内的。
而麟州、宥州、胜州、云州没有列入上表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麟州是玄宗天宝元年（年）才“割胜州连谷、银城两县”设置的；宥州是在高宗调露元年（年）设置的“六胡州”的基础之上，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年）所设置的；胜州虽是高祖武德年间所设置，但并没有留下与贞观年间有关的户口记载；云州是高祖武德六年（年）所置的北恒州，不到一年便废恒州，直到太宗贞观十四年（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置北于此”，在此之前云州的户口应该是计入朔州的。总体而言，这三个州的户口数据在旧志里是值得商榷的。
综上，以贞观十三年（年）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唐代前期的户口数已经大致理清。结合上面的考订，从户口总量上看，关内道地区的户口数达到了38万余户、余万口；陇右道地区的户口数则为近5万户、19万余口。在关内道地区，户口主要集中于关中平原地区，雍、岐、同等州的口数占整个关内道地区的80%以上。在陇右道地区，户口主要集中于河西走廊沿线的凉州、甘州、沙州以及沸水、渭水附近的河州、岷州和秦州，这些州的户口数占整个陇右道地区的60%左右。
由此可以发现，唐初陇右道地区的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关内道地区的人口则重点集中在京畿附近。依次毗邻的延州、廓州、坊州三州的户数和口数都明显异常与其它州府。以平均每户的口数为例，关内道各州平均每户的口数均在4.48口左右，而坊州、廓州、延州每户的均口数却为1.55、30.07、1.52口，出现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三州所辖地域在隋代之时分别是延安郡、上郡和京兆北部地区，其中延安郡的地域包括唐时的丹州。
比较隋代时这两个郡的户数，可以发现在大业五年（年）时，两郡的户数极为相近，而到唐贞观十三年时，延州的户数也大约等于魅州、坊州户数之和。换言之，唐代时该三州地域之间的户数差异与隋代的特征基本相符合，主要问题是口数的差异不合常理。
通常学界对古籍中出现的数据异常均釆取质疑的态度来证明其谬误，但截至目前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该记载是讹误的。从区域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发现其记载也符合一定的特征。整个研究区域内的户均口数是4.48左右，把延州、部州、坊州三州的总户数和总口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这片大的区域内，户均口数是4.16左右。显然在整体上来讲这个数据又是合理的。这三州之间的户、口比差距为何如此悬殊，暂时存疑。
二、唐代中后期户口数据
自唐贞观以后直至开元年间，全国的政区变动虽然不是太大，但在西北地区仍然存在局部的反复变动。史籍中能见到的三组数据被学界推断为前述贞观年间和开元、天宝年间。现结合学界研究成果，综合《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对西北地区开元、天宝年间的户口数进行统计。
由于开元、元和年间的记载只有户数而缺口数，因此只列出天宝年间的口数。在陇右道地区和关内道地区的局部，到元和年间时，由于战事原因诸州相继失陷或被节度使控制而没有户口上报，因而未能记载下来。依据《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通典》，结合当今学界的研究，对唐代中后期西北地区的户口数进行了汇总比对。其中有几处值得注意的地方现罗列如下。
其一，是关于宥州户数的问题。旧志载宥州“领县三，户七千八十三，冻著《中国人口史》将之录为，疑误。其二，关于成州户口的问题。成州是武德元年（年）所置，在贞观年间所辖县有所变动，到天宝元年（年）的时候改为同谷郡，直到乾元元年（年）才改回成州之名。因此旧志中所载的天宝年间户口数应该是天宝之前的数据。而《元和郡县图志》中成州被列入山南道，所以梁著中没有列入陇右道的统计当中。综合学界研究，笔者认为这组数据放在陇右道地区作为天宝附近的户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三，是关于沙洲户口的问题。沙州在旧志中并没有天宝户的记载，学界也一致认为新志中的户数记载是用贞观户所补而成的，梁著所用的仍然沿用的是新志中记载的贞观户数，因此本文没有采用。翁著和冻著中均采用《通典》的户数记载，即为5户。其四，关于西州的户数问题。如前所述，西州是贞观年间所设置，和成州一样，在天宝元年（年）改为交河郡，直到乾元元年（年）才改回西州之名。
旧志中记载其“天宝领县五，户九千一十六，口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气冻著中将沙洲天宝户列为户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他疑似将“旧领”数据作为天宝年间数据。结合天宝之后西州与唐王朝之间信息阻断，后世的户口统计数据肯定是难以报送至唐王朝的。因此笔者认为旧志中的天宝领数据户应该极为接近天宝之时的数据。而梁著中将西州户数列为1，其依据为何暂未发现，存疑。
关于上述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天宝年间的数据之上，尤其是集中于口数的尾数的争议之上。从人口史的研究视角来看，上述口数的争议无疑是具有很大学术价值的。但结合本文的研究需要和具体的研究情况。
开元年间的户数虽然存在部分州的缺失，从贞观年间到开元年间，户口的整体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在关内道地区，几乎所有州的户数都表现出2至3倍的增长。存在异常的廓州、坊州、延州的户数增长在此仍然值得注意。以廓州为例，贞观年间户数为3户，到开元年间暴增至户，增长了近30倍，而与其相邻的坊州和延州的户数增长均在2倍左右。到天宝年间，坊州、魅州的户数总数增长了余户，離州却反而减少了近户。
这种情况，是否与区域内的人口隐匿现象、人口迁移现象有关呢？暂时存疑。在陇右道地区，贞观年间和开元年间的户数相比，总体都是增长的，但增长幅度远没有关内道地区大。其中，秦州、渭州、成州、都州、凉州等州的户数增长是最快的，最快的达到了5倍之多。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军事行动和边地屯垦是分不开的。
从开元到天宝的户口数字来看，由于年代相距较近，关内道大部分地区的户数增长速度显著放慢，只有陇州的户数增长较快，达到4倍之多。在陇右道地区，户数的变化则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而与陇右道接壤的岐州、泾州、陇州、会州等州的户数则呈现出明显增长的特点。这种情况与中唐时期陇右道地区的唐蕃战事是有密切关联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迁移的结果。
天宝到元和之间，由于安史之乱和吐蕃等游牧政权的内侵，“永泰之后，河朔、陇西，沦于寇盗。元和掌计之臣，尝为版簿，二方不进户口，莫可详知哂，因此陇右道地区元和时期的户数不见记载。在关内道地区，户数急遽锐减，基本都是10倍乃至倍的锐减。一方面是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另一方面则是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隐匿。这种情况给唐代后期的人口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元和之后，全国各道的人口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陇右道地区在失陷之后不复见于唐廷的户口记载，关内道各州的人口则减少至天宝年间的十分之一不等。
综上所述，唐代西北地区的人口从贞观到开元，再到天宝年间整体上是不断增加的。在开元、天宝之际大部分州府的户数都达到唐代的顶峰。天宝年间，陇右道地区各州府的户数开始出现减少的趋势，直到陇右道相继失陷，该地区的户数应该是持续减少的，不复开元年间的口数。而关内道的西部边州在天宝之际反而出现户数增加的趋势，与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是有很大关系的。已经理清整个唐代西北诸州的户数增减趋势，但这仅仅是赋税制度下的户数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