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崇祯时期的农民起义总共出现过三位盟主型的人物，第一位是王嘉胤。王嘉胤死后，王自用串联了三十六营，接过了盟主的大旗。王自用死后，高迎祥在荥阳大会上成为十三家七十二营之首，赶上了当盟主的末班车。
但在高迎祥被崇祯活剐之后，农民军的风格就变了，开始流行闹内讧和火并，我杀你、你吃我的事情搞到最后，就进入了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双雄时代”。当然，如果你认为张、李二人是“双熊”，我也很赞同你的观点。
这些事情前前后后要闹上十来年，我们现在先从王自用说起。王自用当上盟主的时间是崇祯四年（年）的下半年，当时陕西的民变正处在覆灭前的最后狂欢，陕西支援山西的官军都赶回去参加联欢了，山西重新成为农民军眼中生机勃勃的乐土。
于是，王自用广发英雄帖在山西办起了英雄大会，而且收获很大，来了三十六个重量级的头领，包括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大佬都来捧场，聚集了二三十万人马。身份地位有了，人马部众也有了，关键是克星走了，自然要干大事。
当时山西境内的官军主要是两路，一路是宣大总督张宗衡率贺人龙、左良玉等部将，职责是追剿晋东南地区的农民军；另一路是山西巡抚徐鼎臣率张应昌、艾万年等部将，职责是追剿晋中地区的农民军。
但是跟王自用的三十六营二十多万人马相比，张宗衡手底下只有士卒八千，徐鼎臣更少，只有七千，靠这点人手保命都够呛，追剿更谈不上，至多是尾随盯梢。所以王自用一伙人要干大事，当时的山西没人拦得住。
王自用等人将作战重点放在晋东南，这体现了头领们的战略眼光，因为搞定这个地方，进军两河、入寇中原的大门就打开了。他们把二十多万农民军分成西、中、南三路，西路进攻平阳，中路进攻汾州、辽州和太原，南路进攻潞安和泽州。
辽州、潞安和泽州这三个地方，紧邻河北顺德（今邢台市）以及河南彰德（今安阳市）和怀庆（今沁阳市），是南下北上的重要跳板。
决定了干什么之后，接着便是怎么干，农民军的干法是先由西路进攻平阳的石楼、蒲县、大宁、隰州等地，然后转移到中路和东路，向阳城、高平、闻喜、潞安、长子等地进攻，最后占据了晋中的寿阳城和晋东南的泽州城。
崇祯五年（年）秋天，农民军正式开始尝试向河南进军，在农历九月十四日攻克河南修武县，并围攻怀庆府城。从此之后，农民军由山西窜扰河北、河南便成为常态，先后攻入河南济源、彰德以及河北顺德和真定等地，诸位头领们还跑到磁州（今邯郸市磁县）开了一场十万人大会，明朝畿南咽喉重地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这个形势引起了崇祯朝廷的紧张，先是通州、保定、大名等处兵被抽调去堵截，接着陕甘等处兵也被征召入晋参与会剿，卢象升、曹文诏前后脚都去了。曹文诏还被崇祯授予节制陕晋诸将的大权，大致相当于山西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官。
曹总司令打仗也确实漂亮，于崇祯六年（年）正月到达山西霍州，先在汾河边打了一仗，然后沿着河流向东北方向追击，一直追到太原府的盂县、寿阳，干掉了三十六营头领中的混世王等人。
大概是受到了曹文诏的鼓舞，崇祯在这年三月发布诏令，要求限期“平贼”。不过他限定的月数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三百年后的侵华日军以及蒋委员长都用过这个数——三个月。
此后一段时间里，明军虽然仍旧不断地打胜仗，但是山西的“平贼大业”却迟迟见不到毕功之役。到五月份的时候崇祯坐不住了，派一群太监分别到曹文诏、左良玉、邓玘、张应昌四人的军中担任监军，负责“监纪功过”，并从内府中拿出四万两银子和一千余匹锦缎犒赏将士。
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刺激下，明军在之后一段时间不断传出好消息。
五月底，川营总兵邓玘在河南济源射杀三十六营盟主王自用，农民军联盟随之瓦解。七月，曹文诏在河南怀庆和济源，斩杀三十六营重要头目滚地龙、老回回等人。八月，汤九州等人在彰德打出一波七连胜，斩杀农民军头目混天猴等人。同月，左良玉也在一波三连胜中，斩杀农民军头目一字王、杀尽王等人。九月，总兵张应昌在河北平山擒杀农民军头目一盏灯、张有义等人。
左良玉出师图（局部）与此同时，崇祯还不断向平叛战场加大筹码，派总兵倪宠、王朴率六千京营兵赴河南与左良玉、汤九州等部会战会剿，他们先后在永宁、叶县、宜阳、林县、武安等地击败农民军，斩杀混海龙、插翅虎、飞天圣等头领，并逐步把农民军围堵在黄河之北的彰德（今河南安阳），时间是十一月。
当时，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人都被困在这个包围圈里，也都一筹莫展。看样子，明军总算将迎来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刻。崇祯许愿的时候如果能够严谨一点，别随口说“三月平贼”这种丧气话，哪怕是改说“年内平贼”就很有可能要应验了。
十一月的河北正是严寒的隆冬，风雪中的农民军就像撞进了移动的迷宫，无论往哪个方向打都是吃败仗，更糟糕的是吃了败仗就吃不到饭，因为不仅抢不到粮食，还反过来被官军抢。很惨，惨到想投降！
但投降并不简单。因为造反毕竟不同于赌博，赌博赢了不好走，输了还是好走的。造反就不一样了，赢了才是大爷，输了想做孙子都很难排上队。历史上的很多时候，认怂的结果都成了认命等死。
所以，想投降不简单，想诈降更不简单，谁也不敢梦想随随便便成功。农民军头领们对办事的困难程度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谁的兜里有钱有物也都不揣着了，大家一起凑，有多少凑多少，反正都是抢来的，以后再抢回来就是了。
凑齐了钱物还只是第一步，送给谁才是关键的第二步。